回顾历史，中国经济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在抓住外部三次重大机遇推行对外开放，并在国内推动经济体制改革。
　　*次机遇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欧美国家滞胀，经济大调整，产业转移。石油危机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一轮较长时期的滞胀，世界经济重新洗牌，发达国家大量产业开始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中国在此时打开了，开放国内市场，设立经济特区，开放沿海城市，积极融入到产业分工体系中，凭借劳动力价格优势以及巨大的市场潜力，紧抓东亚产业转移契机，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积极发展出口导向型经济，中国经济初步起飞。
　　第二次机遇是20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柏林墙倒塌，苏东剧变，两阵营对峙结束，统一市场形成，新一轮经济化开始。这一时期，中国设立海南经济特区，开发上海浦东，基本形成了、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

　　第三次机遇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在经济化进一步深化的背景之下，中国的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中国逐渐成为亚洲、欧美、非洲、拉丁美洲等许多国家的重要贸易伙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紧密，中国获得了较为宽松的环境，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经济大国。
　　在过去三十多年中，改革与转型这样的制度变迁始终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无论是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还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南巡讲话推动的市场化改革，90年代中后期的国有企业改革，其方向都通过重大的制度变革推进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进程。此次金融危机之后的经济复苏，与世界其他国家一样，是一次以货币膨胀换取经济复苏的经历。我们也有理由相信，没有重大的结构调整和制度变革，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大规模的货币膨胀必然带来严重的后果，这些后果将不断显现。中国经济要获得重生，必须进行深入的制度变革和转型。未来的决策者，在这一点上恰恰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依照目前的观察，城镇化、社会政策、生产要素价格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可能是未来政府经济工作的四个重点，而城镇化则是zui主要抓手。推动城镇化将带动整个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同时也必然要改革传统的土地制度改革，其难度可想而知，其里程碑意义可谓巨大。医改、社保等社会政策方面的改革已经得到很大推进，惠及民生的社会政策将是未来深入推进的重要领域。总体而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放松国家管制和政府干预，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推行市场化，与世界经济接轨，农村改革、城市改革、国企改革、住房改革，莫不如此。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是一种“自发”式变革，其特点是“摸着石头过河”，并逐渐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驱动力、经济社会变革的制度红利正在逐渐释放完毕，当代中国缺乏改革的动力，或者说缺乏形成改革动力的力量。我们可以说，中国当下具备改革共识，因为我们正处于一个“人心思变”的时代，每个社会阶层都在强调改革，也都认识到改革是中国未来发展的真正出路。但是，各个阶层的共识是不一致的。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当下缺乏改革共识，因为一些强势阶层没有改革动力，并对一些领域的改革设置障碍。中国经济的风险并不在经济领域，而在政治和社会领域；不在短期问题，而在长期问题；不在，而在国内。
　　对于未来的决策者而言，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战略需要调整，中国的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蜕变”，中国需要重新积聚改革的动力，打破利益集团的阻碍和干扰，转向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所说的“强化市场型”政府模式：政府不再强力干预经济，而是为市场运行创造更好的环境，为公众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惟其如此，国家才能实现“良治”，中国经济才能迎来第四次发展机遇。
　　机床行业又逢契机，摇臂钻床又得大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