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发达国家，“回归实体”，实现“再工业化”都成为一种大的趋势。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各国都在寻找迅速走出金融危机阴霾的解决方法和新的经济增长点，发达国家欲借“再工业化”重夺制造业竞争主导权，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以比中国更低的成本优势，成为接纳制造业转移的新阵地，对中国制造业形成“前堵后追”之势。

 

面对这场大变局，中国制造传统的盈利模式受到挑战，中国制造是“赶超”还是“旁落”，中国如果构筑新的比较优势将深刻影响着中国经济的未来。

 

西方国家“再工业化”大潮袭来

 

金融危机，以及欧债危机使西方国家重新认识到实体经济的重要性，检讨“去工业化”（Deindustrialization）政策，纷纷提出“再工业化（Reindustrialization）”战略。所谓“去工业化”可以理解为近20年来，欧美国家工业（或制造业）占整体经济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趋势，这一趋势除了体现产业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外，还受到20世纪90年代所谓“知识经济”的兴起的影响，欧美国家认为，竞争力主要依赖于服务业、金融业等非制造产业，欧美发达国家纷纷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趋势。

 

事实上，产业革命决定经济发展的未来，这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工业革命期间，制造业产业迅速从英国转向欧洲大陆和美国；“二战”后，从美国迅速转向日本。在每一个时期，产业转移速度都有所加快。因此，制造业产业从日本向东亚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的转移，然后向东盟四国的转移，直至zui近向中国和越南的转移，在速度上均快于日本的赤松和美国的格申克龙在1962年著作中所描述的、以“雁阵模型方式”转移的速度。

 

20世纪初以来，美国曾经长期占有世界制造业的zui大份额，到了20世纪50年代前后，美国制造业产值占制造业的比重曾经高达50%左右。然而，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伴随着产业转移的发展，美、欧开始了去工业化进程，进入20世纪80年代，生产“外包”成为大趋势，美国转向了以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其制造业产业空心化现象日益凸显。

 

受此影响，美国制造业在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日趋下降，1990年下降至21.5%，到2009年跌破20%，2010年所占份额为19.4%，略低于中国的19.8%，，从而丧失了百年来世界制造业产值*大国的地位。

 

欧洲亦是如此，上世纪90年代，德法等西欧国家人口结构出现老龄化趋势，实体经济逐步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资产报酬率降低，国内需求不足，这导致了大量廉价资本*涌向希腊等南欧国家，催生了这些国家的资产泡沫，也导致国家产业竞争力下降，并出现“空心化”趋势，经济产出大幅下滑以至于难以覆盖高企的债务，直至导致债务危机的爆发。

 

因此深陷债务泥潭的欧洲同样认识到再工业化的战略意义，欧盟正在通过加速低碳产业、信息产业等产业发展，加强欧盟工业的研发创新投入，积极推出各类促进工业企业发展政策三大方面重塑工业实体经济。

 

可见，无论是美国，还是欧洲未来的重心都是“制造业回归”，并通过政府力推“再工业化”战略，重塑竞争优势。

 

西方“再工业化”战略

 

美国再工业化战略初见成效，苹果公司CEO库克近日宣布，2013年中国的部分Mac生产线将转移回美国

 

其实，“再工业化”并非是一个新概念，zui早由美国社会学家阿尔泰·埃兹厄尼提出。詹姆斯·米勒在回顾美国产业演进和1973年产业衰退的基础上，指出，“再工业化”作为一种积极的产业政策选择，是通过市场机制来推动产业调整和升级的，以提升美国产业的竞争力。

 

20世纪80年代，鉴于日美制造业的竞争格局逆转，美国*政府提出了恢复制造业地位的主张。罗伊·罗斯维尔和威特·杰格维尔德把“再工业化”定义为产业结构的转型，主要是加速固定资产更新换代，提升产业附加价值。

 

但从性质来看，当前奥巴马政府提出的“再工业化”战略绝不是简单的回归，而是超出了“再工业化”的范畴，向新的产业革命迈进。

 

2008年的金融危机几乎摧毁了美国几十年来的发展模式，以透支消费、信贷扩张和房地产市场繁荣为支点的美国经济增长方式难以为继。危机后的美国经济何去何从？这是奥巴马政府必须解答的难题。

 

联合国工发组织的统计数字显示，近10年来，制造业总量中，美国份额不低于1/5，但美国制造业占GDP比重却在逐年下降。美国需要改变过去那种“债务推动型”增长模式，建立新的“后危机时代经济增长模式”，即出口推动型增长和制造业增长。

 

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出口倍增计划”，预计美国出口将以年均15%的速度增长，5年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出口额将超过3万亿美元。然而，15%的增长似乎遥不可及，因为上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低端制造业已经大部分从国内转移出去，而其制造业的成本相对较高，欧洲、日本和韩国都是美国强有力的竞争对手。

 

2001年至2009年，美国出口额的平均增长率是4.1%，这与15%的增长率相差悬殊。从劳动力成本和劳动生产率的比较优势来看，相对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美国制造业在劳动力成本等方面并不具备优势。

 

因此，美国深知只有通过新能源、新材料、新技术带动新一轮产业周期，奥巴马不仅将发展新能源产业作为转型手段，更是作为应对经济危机、拉动国内就业、促进“节能减排”的重要途径。

 

此外，奥巴马政府还积极发展高附加值的制造业，比如，*制造技术、智能制造、新能源、生物技术，信息等新兴产业，从而重新拥有强大竞争力的新工业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