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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如何向良性发展?

——从用工方面分析企业现状

2014年06月30日 11:25中国机床商务网点击:5356

  【中国机床商务网 市场分析】中国用工成本上升是一个老话题。随着新的情况不断加进来,这个话题的内涵也与时俱增。与之紧密联系的,是中国制造转型升级问题。
  
  中国最大的问题在于:用工成本上升趋势,对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有什么影响?如果中国制造能在全球产业竞合链上实现后劲十足的爬升,就能与工资水平形成一个正反馈:中国制造爬得更高→技术进步与劳均资本存量不断上升→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工资水平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的提升又有助于中国制造爬得更高,由此循环往复。这是最理想的情况。如果这个自然循环被人为打断,那意味着转型升级遇到麻烦了。
  
  用工成本上升趋势
  
  从数据看,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0年的9333元增长为2012年的46769元,12年间名义增长5倍。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从2003年的12671元增长为2012年的41650元,9年名义增长3.29倍,同期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名义增长3.35倍。
  
  必须说明,平均工资不是企业用工成本的全部。盖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是工资总额除以就业人数,工资总额即税前基本工资的加总,包括以个人名义缴纳的社保金及个人所得税,但不包括以企业名义缴纳的社保金。
  
  例如2014年上海五险的个人与企业费率合计分别为基数的10.5%与35%,公积金的个人与企业费率均为基数的7%。五险一金的企业总费率为42%,是不计入工资总额的。恒等式为:企业平均用工成本=城镇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企业缴纳的五险一金。
  
  企业用工成本或工资水平的上升,不能简单说好坏,要看是什么因素引起的。如果这种上升,是因为员工熟练程度、知识、技能与素质的上升,即人力资本投入的提升造成的,那是好事,也是一国在世界产业竞合上持续爬升的基础性力量之一。
  
  但如果这种上升,是因为非市场因素与非人力资本投入因素,即政府与政策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造成的,那不能说是好事,会破坏中国经济增长的根基,影响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自然市场过程。
  
  理论上,在某些局限条件下,工资率(即劳动边际产出)的增长率等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率。不过,1940年代至1970年代,美国工资水平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是高度一致的;但进入1980年代以后,工资水平增长就一直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故而劳动生产率增长率构成了工资水平增长率的上限。
  
  据世界银行估计,这些年,中国的劳动生产率每年的增长率为8.3%左右。而2008至2012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员平均工资累计提高了71%,如果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不足以支撑工资水平及企业用工成本的剧增,会发生什么呢?
  
  富士康是中国外贸及实体经济的一个风向标。该公司在内地拥有约140万员工。2012年出口额为1295亿美元,占中国当年出口总额的6.3%。由于这些年来内地用工成本剧增,富士康转而向工资水平只有中国一半左右的东南亚投资设厂。2007在越南开设了代工厂。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估计,在未来3至5年内将在印尼投资至少10亿美元。有富士康将在印尼创造一百万就业机会之说。中国经济要转型升级,谁来接富士康的棒呢?
  
  珠三角是中国外贸及实体经济的又一个风向标。这些年来,劳资纠纷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工人的基本诉求是涨工资,这是把代工厂往东南亚赶的节奏。在世界工厂东莞,最近有两次较大的罢工。2014年3月底4月初,三星的代工厂善募康与耐克、阿迪达斯的代工厂裕元相续发生工人罢工。中国目前与将来哪些产业能够持久且稳定满足工人涨薪的需求呢?
  
  导致中国企业用工成本与工资水平已发生与将发生增长的(非市场)因素很多,下文将分析其中最主要的三个:(1)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导致的劳动力供给反转;(2)高税率、缴费基准刚性增长且要求足额征缴的社保税;(3)货币定向超发扭曲财富分配与资源配置,以研究如何管控中国制造升级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劳动力供给反转
  
  人口结构尤其是劳动年龄人口的绝对数量与相对占比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劳动力的供给状况是影响工资水平的一个基本因素。
  
  从劳动年龄人口来看,2012年是一个转折点。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统计公报,这一年,15-59岁(含不满60周岁)劳动年龄人口为93727万人,同比减少345万人,同比下降0.60个百分点。2013年这一数字进一步减少为91954万人,同比少1773万人,减少幅度在剧增,同比下降1.6个百分点,降幅亦在剧增。
  
  另外,40岁以下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重,由2008年的70%下降到2012年的59.3%,短短四年下降近11个百分点。可见,作为工业化主力的农民工人口在迅速老化。
  
  这是拜计划生育所赐,一胎化政策在微观上造就四二一的主流家庭结构,反映在宏观上就是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人口政策的效应有滞后性,三十年不发作,一发作三十年。现在超低生育率(2000五普与2010年六普全国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22与1.18)造成的人口结构冲击波正一轮轮袭来:1995年全国小学招生人数为2531.81万人,2005年减至1671.74万人,十年间减少了34%;自2009年以来,高校报名人数逐年下降(2014年有一个逆势小幅度反弹),末流高校率先破产在所难免。现在终于轮到劳动年龄人口加速度减少这一波了。
  
  不过,截至目前的企业用工成本或工资水平上升,尚不能以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与比例剧减来解释,此话怎讲?因为劳动年龄人口不等于就业人口。
  
  不错,从2012起,劳动年龄人口开始下降,但全国就业人口仍在上升,2012年末与2013年末全国就业人口分别为76704万人与7697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分别为37102万人与38240万人。可见,全国就业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口都仍净增加。2009至2013年城镇新增就业人口依次为1102万、1168万、1221万、1266万与1310万。这是说,截至目前,劳动力供给还没有真正逆转。
  
  不过,就业人口与城镇就业人员的总量是一回事,其结构又是另一回事。
  
  其一,向城镇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在迅速老化,新生代农民工比重在降低(绝对数字降低的时刻不会太远),而且(1)他们不会像父辈那样任劳任怨;(2)绝大部分习惯了城市生活与消费方式,对农村家乡的情感纽带与心理依恋要远远弱于父辈,很难像父辈那样年老后告老还乡,复归乡村生活;(3)由此决定他们生活成本与工作收入的参照系是城里的同龄人,与他们的父辈把务农收入视为机会成本是不同的。这于企业来说,就是越来越大的工资上涨压力。
  
  其二,1999年以来的大学扩招及一些职业技术学院也因此升格成了大学。大量高中毕业生本来会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现在转而选择了看起来更高大上、更体面的本科教育,但在高教大跃进之下,师资力量不可能跟得上,大量的学子虚掷了青春,去学习那些或精湛或粗滥的屠龙术。
  
  偏学术教育的本科院校对现存职业技术教育的挤出效应明显。2009至2013年,普通本专科与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依次分别为640/869、662/870、682/814、689/754与700/698(单位:万人/万人)。可以看出,普通本专科招生人数仍在逐年上升中,蚕食着本来会是中等职业教育的生源,2013这一年其招生人数超过了中等职业教育。
  
  试问一下:中国这样以制造业为根基的新兴经济体,是更需要高素质的蓝领技工,还是更需要坐办公室吹空调的白领文职呢?
  
  额外多招的普通本科学生,改变了就业结构,让本来会成为紧俏蓝领技工的人变成了找工作难的本科生。这是对人力资本的极大浪费,也从结构上推高了实体经济的用工成本。要知道,2013年中国制造业就业人口约4000万,建筑业约2000万,这些年,每年毕业的大学生有六七百万,建筑业农民工能领高工资,要部分感谢这些自愿退出竞争的人。
  
  上面两点可以部分解释企业用工成本上升。也有一些因应之道。例如上面有意把扩招后升格的六百多所地方高校改回去,重新改为职业技术院校,这或有助于把一部分年轻劳动力有效释放出来。
  
  但是,既然2012年劳动年龄人口下降,那全国就业人口将在不长时间内由增转减,继而减少幅度越来越大,是可以预期的。届时,劳动力供给大逆转,将持续且越来越强劲地推动工资水平上涨,亦是可以预期的。人口红利反转为赤字,这于中国制造升级是更大更严峻的挑战。因应之道是调整人口政策。不过,即使是生育自主或鼓励生育,也缓不济急。
  
  简言之,不合理的教育体系,结构性地减少劳动力供给,在这些年推升了一部分用工成本。不利的人口结构,实质性地减少劳动力供给,将很快并以加速度推升用工成本,这是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阻抗中国制造转型升级的一种表现。
  
  高税率的社保税
  
  说到企业用工成本,社保制度是绕不过去的。中国的养老与医疗社保模式,折中了纯现收现支与纯个人积累模式。住房公积金是纯个人账户,可视为强制储蓄。养老与医疗社保均有个人账户,但本质上仍是现收现支(社会统筹)的。根据社科院《中国养老金保险发展报告2013》,截止到2012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空账超过2.6万亿元。
  
  现收现支,是把现在工作者缴纳的社保金给现在的退休者发放养老金与支付医疗费用。其实就是剥削年轻人、工作者与下一代来补贴老年人、退休者与上一代,本质上是流向上一代的代际财富再分配。
  
  现行社保始于1998年,推出背景是为了配合国企改革,结果是把国企退休人员的养老与医疗政府包袱甩给了社会。统共有五险一金,五险的实质是社保税,在征缴手段上与其他税收一样是强制的,支出上也与其他税收一样纳入一个池子,与仍然个人受益的强制储蓄不一样。当地社保机构,实际上是国税地税之外的第三个税务机构。
  
  五险一金的征缴区间,一般为上一年本地职工月平均工资的60%至300%。费率(税率)各地稍有差异,共性是养老与医疗保险为大头。
  
  例如,2014年度上海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与生育五险及公积金个人与企业的费率依次分别为8%/21%、2%/11%、0.5%/1.5%、0%/0.5%、0%/1%与7%/7%。上海2013年职工平均工资为5036元,缴费基数区间为3022元至15108元。
  
  假设你在上海,上一年度与本年度税前月薪10000元,个人要缴纳五险社保税1050元(总税率10.5%)、公积金700元与个人所得税395元,合计2145元。个人税后工资7855元。企业要缴纳五险社保税3500元(总税率35%)与公积金700元。企业付出的用工成本为14200元,这是你的实际税前全部收入。你一共缴纳了6345元(不含公积金为4945元),你承受的实际税率为44.68%,不含公积金为34.82%。
  
  一种安排是现行安排,企业给你税前工资10000元,你缴纳个税与费率17.5%的五险一金,企业缴纳费率42%的五险一金。另一种安排是企业给你税前工资14200元,你缴纳税率34.82%的个税社保税与费率9.86%的公积金。这两种安排是等价的,理论上给员工的税负痛苦应该是一样的,但实际上很不一样,人没那么理性。
  
  不过,这两种安排对企业的税负痛苦是一样的。在经济学上,向买方(企业)、向卖方(员工)或向双方征收同等数额的税,是等效的;这些情形与不征税的情形相比较,可以看出税是由双方分担的,分担比例取决于哪一方更没得选(弹性小),与哪一方来缴纳无关。
  
  1999年国务院《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规定“缴费单位、缴费个人应当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但在2011年前并没有严格执行,这是明智的,因为社保税的征缴基准为上一年本地职工月平均工资,一是统计上没有纳入民企,数字本来就高估了;二是采用均值,而非更合理的中位数,又进一步抬高了缴费基准。
  
  要是在2011年之前,在上述例子中,企业就可以选择60%下限为缴费基数,个人缴纳五险社保税317.31元、公积金211.54元与个人所得税639.23元,合计1168.08元。个人税后工资8831.92元。企业要缴纳五险社保税1057.7元与公积金211.54元。企业付出的用工成本为11269.24元,你承受的实际税率为21.63%,不到足额征缴下44.68%的一半,你多到手近一千块,一个人工企业就少付近三千块。这还是使用了2014年度缴费基准的结果。
  
  足额征缴社保税
  
  2011年7月1日施行的社会保险法把这个口子给封堵了。该法60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自行申报、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费,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缓缴、减免。
  
  63条规定:(1)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费的,由社保征收机构责令其限期缴纳或者补足;(2)用人单位逾期仍未缴纳或者补足社保费的,社保征收机构可以向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查询其存款账户,并可以申请县级以上有关行政部门作出划拨社保险的决定,书面通知其开户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划拨社保费;(3)如果用人单位余额不足,社保征收机构可以要求该用人单位提供担保,签订延期缴费协议;(4)用人单位未足额缴纳社保费且未提供担保的,社保征收机构可以申请法院扣押、查封、拍卖其价值相当于应当缴纳社保费的财产,以拍卖所得抵缴社保费。
  
  86条规定: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费的,由社保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万分之五的滞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缴数额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4条规定:个人有权监督本单位为其缴费情况。83条规定:个人与所在用人单位发生社会保险争议的,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提起诉讼。用人单位侵害个人社会保险权益的,个人也可以要求社会保险行政部门或者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依法处理。
  
  社会保险法与《社会保险费征缴暂行条例》,一个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一个是国务院出台的,哪个法律位阶更高不言而喻。更重要的,足额征缴社保金从原则落地为有具体程序与罚则的法条。用人单位不足额缴纳社保金,征收机构责令限期补缴,可以走程序从银行账户划走企业的钱,账户余额不够的话企业得提供担保,否则就要拍卖企业的资产抵缴,逾期要加收滞纳金与惩罚性罚款等。西谚说:惟有死亡与税收是不可避免。在这里,企业爱死死,但社保税必须缴。
  
  如果企业不足额征缴社保税,员工拿着这个法来告企业,企业没有胜算。这种社保刚性化的背后,一是这些年来各地养老金每年10%以上的刚性增长几乎已成惯例,例如2012年1月1日,上海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平均增幅为15%,二是加速度越来越大、越来越严重的老龄化。钱从哪里来?只能加重对工作者与企业的社保税负。政府通过每年大幅度上调缴费基准与足额征缴社保税等来给现在的退休者发退休金与付医疗费。2007上海市职工平均月工资2464元,2013年为5036元,这6年上海社保缴费基准年均增长12.65%。
  
  对工作者与企业来说,足额征缴与按60%下限征缴社保税之差别,意味着个人社保缴费基数差别最高达5倍(300%/60%),即缴费基数最高可增400%。假设足额征缴社保令缴费基数水平提高幅度为100%,那意味着2011年7月1日后企业社保税负担就因此额外增长了100%。
  
  沉重的社保税负担让大多数企业苦不堪言,已是不争的事实。2014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通知,对小型微型企业新招用应届高校毕业生,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按时足额缴纳社保费的,给予1年的社保补贴。
  
  城市白领阶层成为社保税高税负的牺牲品。这些年来,他们工资增长缓慢甚至停滞(VS退休人员养老金每年10%的刚性增长),正缘于企业社保税支出暴增从而用工成本刚性增长。要知道哪怕你不加一分钱,摊到你头上的企业用工成本也是不断增长的。这些年来,为什么农民工与月嫂的收入剧增,扬眉吐气,傲视睥睨,令白领抬不起头?原因之一是他们中的很多人不需缴纳个税与社保税。
  
  2013年全国总人口136072万人,其中劳动年龄人口91954万人,看起来人口抚养比是0.48,差不多每两个工作者要额外养一个人;但全国就业人口只有76977万人,实际人口抚养比是0.77,很快就要每个工作者要额外养一个人了。
  
  2012年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19390万人,比重为14.3%,比2011年末提高0.59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为12714万人,比重为9.4%。2013年年末,60周岁及以上人口20243万人,比重14.9%,比2012年提高0.6个百分点;其中65周岁及以上13161万人,比重9.7%。看得出,中国老龄化程度每年增加0.6个百分点。
  
  如果目前现收现支的社保不变,那随着年轻人与工作者的数量与比重越来越小,老年人与退休者的数量与比重越来越大,社保税负担(流向上一代的代际财富再分配)越来越重是不可避免的趋势。意味着企业将拿出利润来缴纳社保税,没有利润,企业拿什么来投入创新与转型升级?意味着员工尤其是城市白领必须牺牲工资水平增长来缴纳社保税,没有储蓄,城市白领拿什么来投资养育后代,培养未来的生产者?这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可见,代际剥削性质的社保,会进一步令倒金字塔型人口结构更加严重,从而阻抗中国制造转型升级。改目前现收现支的社保模式为个人账户模式,切断代际剥削,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
  
  货币定向超发
  
  从M2存量认识一下2008年11月推出的四万亿。2008年底至2013年底,广义货币M2存量依次为475166.60、610224.52、725851.79、851590.90、974148.80与1106524.98亿元,2008年底至2012年底四年内M2存量就翻了一番还不止;同比增长率依次为17.8%、28.4%、18.9%、17.3%、14.4%与13.6%。这四年的M2增长率要其他年份高出一大截,其中2009年年底最夸张,增长率为28.4%,比正常年份多出一倍,2009年是四万亿刺激之下最嗨的节点。
  
  如果四万亿只是财政刺激,危害会小很多,因为政府要投资就必须从市场上融到资。但以货币政策配合的财政刺激就不一样了,政府觉得哪个行业需要重点投资,印出来的新钱就流向哪里。政府指令国有银行系统放松信贷的风险控制标准,新钱与信贷通过国有银行系统流向基建等领域。
  
  这就导致两个结果。其一,国企尤其是央企控制着上游基建、能源、资源、电信与电力等,最先与最多得到新钱的总是国企,这导致了在放水过程中国企的相对扩张。其二,这种货币定向超发,带来了基建与房地产行业的畸形繁荣。从业的农民工月薪轻松过万,且不需缴纳个税与社保税。大家都是外出打工的,过年回家一比,从事其他行业的农民工心态能不失衡吗,能不要求老板涨薪吗?这是说,货币定向超发,扭曲了收入结构,抬升了其他行业的用工成本。中国制造可是要与全世界竞争的,可不像基建那样搞定国家发改委就行了。此为四万亿抬升生产成本的第一个路径,四万亿可不只是抬升了用工成本。
  
  紧随四万亿的是房价新一轮暴涨,又从进一步挤压了中国制造的升级空间。其一,房价涨必然导致土地物业的租金上涨,土地是最基础的生产要素,此为四万亿抬升生产成本的第二个路径。其二,改变了激励。一线城市一套房子上涨带来的收益完全可能高过几百个人的企业辛辛苦苦一年的利润,谁还有心思静下心来做实业?地方政府看到运营土地与项目来钱快来钱多,谁还愿意花力气改善投资环境吸引民企入驻?
  
  客观地说,四万亿是国企吃肉,民企喝汤;基建与房地产行业鸡犬升天,其他相关行业也跟着沾光。不过四万亿是一个放大杠杆的过程,事后就有一个去杠杆的过程。对杠杆大的行业,银行的放贷速度会减慢与减少信贷存量。
  
  许多高杠杆的行业与企业事后面临两种风险。一是通过信贷扩张了产能的,事后面临着去产能与去库存的压力,投资回报率下降很厉害。二是银行紧缩信贷,事后面临流动性风险。在四万亿之下,地方政府扩张了债务规模,事后也愿意付出高息以维持庞氏融资,因为压根儿就没打算还本,这抬高了实体经济的利率。
  
  可见,四万亿扭曲了财富分配与资源配置,令资源配置有利于基建与房地产及其相关产业、不利于实体经济尤其是外贸,外贸行业被四万亿抬高的工资水平是刚性的。这就从多个方面制约了中国制造的转型升级。要是一开始就知道后果这么严重,还会推出四万亿吗?现在知道了后果有这么严重,应该不会再推出新的四万亿了吧?
(来源:南方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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